全球化 ─ 滄海依舊桑田不變

地緣政治情勢目前並沒有新的狀況浮現。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對於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影響長達數百年,甚至數千年。然而,地緣政治風險的性質已隨時間逐漸產生變化。

冷戰期間,西方政府及企業界所關注的地緣政治風險,莫過於莫斯科當局的動向舉措、敵對政權沒收資產的可能性,或中東情勢擦槍走火推升油價等。到了近代,相關風險又進一步擴及氣候變遷、全球恐怖主義、空前規模的移民潮,以及民粹主義。就在美國方面越來越捉摸不定、中國逐漸向外拓展影響之際,俄羅斯也日益積極主動;無怪乎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也指稱當前世界情勢比上個世代「更加兇險」,其複雜程度顯然有增無減。

再回溯到更久遠之前,1820 年代的日本、中國、印度及其他東亞國家,合計約佔全球 GDP 總額的一半以上,相當於世界工業生產 (IP) 的 60 %。接下來到了 1875 年,這些國家的全球 IP 總額佔比則跌破 20 %,世界製造業的出口超過三分之一來自大英帝國。在工業創新及運輸成本大減的帶動下,伴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而來的經濟強權大洗牌,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。

我們當前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,大致於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期間成形,也有一部分源自於通訊成本的驟減以及數位創新的推動。柏林圍牆的倒塌,以及中國崛起的影響,也分別在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自由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。相關的發展,帶動更多的產品與勞動市場對外開放。同時也削減資訊流通與共享的成本,創造了離岸轉包及管理冗長複雜供應鏈的商機。

英國央行行長馬克‧卡尼指出,這個過程讓全球有效勞動力成長一倍、超過 10 億人擺脫貧窮,全球生活水準急遽提高。但是自由貿易帶來的福祉並非雨露均霑,而是隨著時間變化,因個人及區域而異。新興科技也更加突顯出國家及全球收入與財富間的相對關聯性,助長了移民、保護主義及民粹主義等趨勢。<.>

儘管遭遇這些變化,近年來金融市場仍依舊相當樂觀。這其實也不足為奇。從古巴飛彈危機到 2014 年克里米亞衝突,二戰過後的 S&P 500 指數歷經各種衝擊,每次衝擊的平均跌幅約為 3.5%,而且平均在 5 個交易日裡就能回升到原先的水位。市場投資人也有可能「暫且忽略」短線事件,轉而聚焦經濟基本面及制度架構問題。

雖然這樣並無不妥,不過經濟情勢不會永遠維持良好。各國央行應對下次危機的籌碼已經減少,或必須仰賴未經考驗的其他對策。諸如 G7、G20、WTO 與北約等國際組織,全都蒙受不同程度的緊張。由於世界經濟的石油依賴度降低,能源問題的衝擊擴散方式,可能不如 1970 與 1980 年代那樣殺傷力強大;但取而代之的則是其他潛在傳播機制,例如貿易路線、供應鏈、數位經濟等的驟然中斷。<.>

畢竟這些地緣政治趨勢不只是全球金融危機臆測,也都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。我們可以預見局勢將持續向中國及亞洲「傾斜」;民粹壓力帶動保護主義抬頭與財政支出擴大;並在數位經濟發展的加持下,全球「能見度」繼續提升;而經濟活動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聯也會受到嚴格審查,進而縮短科技供應鏈及其他供應鏈。

面對格外複雜的情勢加上日益增長的數位能見度,有賴基礎紮實的研究,搭配深厚的在地知識與合作關係,才能放心投資。在地思考加上全球營運版圖,足以削減供應鏈吃緊、監管及聲譽風險帶來的各種風險;是以這類風險也能創造機會,主動式投資人只要具備堅實的在地關係,亦將從中受惠。